●土改时期，陈四文被定为地主经常被批斗，妻子因受不了打击跳溪自杀身亡

●因为饥饿，陈四文被逼将两个孩子送人抚养

●“文化大革命”时，陈四文被清除出曲艺团，遣送回乡务农

以上我们了解到陈四文先生是如何走上讲古这条艺术道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乃至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都充满着鲜为人知的曲折和辛酸。

妻离子散

江煜：陈老先生，您从乡下出来到汕头立足这段过程很艰难吗？

    陈四文：很艰苦，土改时我因为身份不好经常被批斗，且牵连及家人，我老婆因受不了打击，跳溪自杀身亡，丢下两个小孩子和我一起生活。后来我在家乡实在没法过，就来到汕头。当时我饿得胸疼、脚肿，因无钱坐船，我拄着拐杖从家乡步行来到汕头，开始从事苦力劳动，而孩子却在街头游荡。

    我小的孩子对我说：“爸，我饿得受不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这个孩子送给人家抚养。大孩子还留在我身边，我们父子相依为命。由于没有汕头户口，我们经常被抓去收容所，每次被抓，孩子都非常害怕。后来，实在没办法，大孩子在收容所时也由政府安排送给了人家。我从此孑然一身，后来在同平路一间铁铺帮人看管铺面。

    江煜：那么现在这两个孩子都找到了吗？

    陈四文：大的孩子找不到，只找到小的孩子，这个孩子目前在香港，与我有来往。

再次结婚

    陈四文：1956年我与现在的妻子结婚，生育了一女一男。

    江煜：您和您夫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陈四文：我当时在汕头讲古，刚好汕头流行“听古热”，我在汕头最受欢迎，那时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一个晚上我可以收到五、六万元。我夫人的一个邻居对我们双方的家庭都很了解，通过这个中间人介绍，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逆来顺受

    江煜：您到曲艺团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陈四文：1958年至1959年反右期间，我因身份不良，被戴高帽子，成为“五类分子”。那个时候我只能规规矩矩，凡事都要说“是是是”，逆来顺受，恐怕被人抓到把柄。我的演出节目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当时曲艺团成立一个监改组负责监管节目，要求节目只准演好不准演坏，我只能万事谨慎小心、兢兢业业。

    我在曲艺团很吃力，首先是演出节目任务重，其次是还要参加体力劳动比如扫地等。因为我是“五类分子”，人家一叫我干活我就要干，为了前途，为了家庭生活，我只好拼命地干。

当清洁工

陈四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团里认为我无资格上台演出，把我安排到图书馆做后勤工作，负责扫地、泡茶之类的事，后来又被安排到环管处拉粪车。当环卫工人很苦，幸好环管处的工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听我讲过古，对我印象非常好。每当我和环管队长一起出去干活，他都很照顾我，有粗重活时他会对我说：“老四，你不要干这个粗重活，你去做些轻松的工作。”在环管处，我每个星期为工人们讲一次古。

回乡务农

我在环管处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自己成份不好，被清除出曲艺团，被遣送回乡务农。回到家乡我确实无计可施，种田我外行，家属又在汕头，所以在家乡呆了七八个月后，我又来到汕头市郊，以讲古谋生。由于我没有汕头户口，所以经常被抓回家乡，先后被抓了七八次。

进收容所

    陈四文：1970年我又从家乡出来，到各地以讲古为生，曾到庵埠讲故事，在庵埠呆了两三年，庵埠的四乡六里我都去过，乡亲们都很赏识我。

    我曾经去潮安县的古巷镇讲古，当时遇到查户口，我被抓去收容所。刚好收容所所长认识我，给我照顾，安排我在厨房工作，不用去干苦力。我每天只要有空就边冲茶边讲故事给他们听，每天都有一半时间在讲古。在收容所住了两三个月，我住得乐不思蜀，我问所长能否长期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比去流浪江湖要轻松得多。所长说：“可惜你不是潮安人，如果是潮安人手续就好办，而你是潮阳人，我们只能暂时收留你。”我在收容所住了几个月，和所里的人混得很熟。

流浪江湖

    陈四文：当时走江湖的人很热闹，有人做魔术、有人比拳头……大家都干得大汗淋漓。轮到我这个评书节目，人家听说我讲古都围过来，我站在人群中讲得手舞足蹈。曾经有一次我来到潮安县的金石镇，刚好乡里有做戏，有人提出安排个地方给我讲古，当我故事一开讲，把正在看潮剧的观众都吸引过来，人们争先恐后跑过来听古。

进歌舞团

     陈四文：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来汕头时，音乐曲艺团已经解散，组织分配我去歌舞团。我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不知道如何是好。领导就用人所长，在歌舞团成立一个曲艺队，以我和王敏为主，曲艺队经常出去巡回演出，效果很好。

     江煜：现在回想起来您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陈四文：我认为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像我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